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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的不知足常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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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的不知足常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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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-07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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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灵人杰
溧水当地的语言形成非常有特色，小时候我们的游戏就有很多山歌掺杂其中，每个人都会唱，游戏规则也很独特。
——你的家乡江苏溧水是一个渔米之乡，回忆你在溧水的成长过程，让你记忆最为深刻的片断有哪些呢？
严：溧水确实是江苏有名的渔乡、水乡。我出生在1965年，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但回首那段日子，记忆中苦涩的片断比较少，更多的是幸福快乐的回忆。
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日子里，大家都过得同样艰苦，但是那时天天与小伙伴们一起游戏，我还是觉得很快乐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当年可供我们娱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
——苦在哪里，乐又在哪里？
严：所谓艰苦，主要表现在生活条件方面吧。
小时候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，离村外最近的公路很远，走路过去起码要两三个小时。如果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办事，就必须先步行两三个小时，到了公路边，再乘车。
记得小学毕业那一阵，我们全班一起去照毕业照。本来应该走到公路边乘车去的，但为了省钱，老师带着我们走路过去，回来的时候才允许我们坐车——这样就可以省下单程的车费。
我们一群小孩子，为了拍一张照片，来回几乎走了一整天。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嚷辛苦。大家带着中午充饥的锅巴，高高兴兴地上路，每个人都感到很快乐。
当然啦，我那时候毕竟是小孩子，有时看到物质条件比自己好的，心里也会有所比较。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村里的大队长拿着一条鸡腿在车上吃，心里可羡慕了，那段时间心里总想着，要是哪天可以让我一个人吃掉一条完整的鸡腿那该有多幸福啊！
溧水毕竟是个水乡，跟山区相比算是比较好了，起码再苦也不用真正饿肚子。在很困难的日子里，我们就下河捞黄鳝吃——在我们那里，一个人穷到了要吃黄鳝的地步，是会被别人笑话的。
——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你的家乡应该算是个地灵人杰的地方，你应该也非常热爱她吧？
严：是的。在溧水成长的日子里，我多数时间都是很快乐的。
大约在1995、1996年的时候，我还曾经把小时候和家乡的小伙伴们玩的游戏都描述了下来，可惜那份手稿已经不见了。
说到小时候的游戏，真的是非常有趣。我们那里的游戏跟其他地方经常玩的捉迷藏、躲猫猫等都不一样，全部是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游戏。至今为止，我还没有在任何刊物上看到过关于这些游戏的描述。
你知道溧水是个典型的水乡、渔乡，附近有很多湖泊和河流，因为河川复杂，难以深入，所以这里的人不太惧怕战争，即使真有战争到来，恐怕也很难把它摧毁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溧水当地形成了一套非常具有特色的语言体系，语序和语法等都很讲究——吸引了很多世界有名的语言专家前往研究。
所以，我们小时候的游戏大多都掺杂了很多当地的山歌，会玩游戏的人都会唱山歌。这些歌不仅是唱的，还有讲的……所有游戏的规则也十分独特。
因此，离开溧水多年之后，我突然有了把这些游戏写下来的冲动。
说到地灵人杰，我们那里的孩子也是很聪明的。在镇里念书的时候，我们大队的孩子总是考第一。不过很可惜，尽管读书读得好，但最后他们全部都没有走出来，现在都还呆在溧水捕鱼。
——为什么呢？
严：主要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问题。
那时候，溧水的家长让小孩到学校读书，根本不是以学习知识为目的。绝大多数人只是希望学校能成为一个看管小孩的地方，让孩子们有个地方呆着，不致于到处乱跑。
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家庭作业，放学回家之后就去干活了。你想，老师下课也要回去赶工种田啊，哪里有时间给你批改作业！
所以刚从大队的学校转到镇上上学时，我们还很不适应。以前在村里读书，成绩不好根本没有关系的，也没有人去过问。但是镇上的学校居然要把考试成绩排出名次来，当时我惊讶极了——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！由于不适应，刚开始我们都考得很差，我们那个年级一共有三个班，我呆在差班里，很丢脸啊。
但经过努力之后，到了学期末考试，我考试考了第一。那一次考试，我们大队去的三个人，分别考了三个班的第一。所以我想咱们那里的孩子还是挺聪明的吧，就是教育观念的落后误了他们。
——你是同学里唯一一个离开溧水发展的人？是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教育观念比较好，所以成就了你的学业？
严：一方面父母有让我读书出头的意识，另一方面我还不致于太笨。
另外有几个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。记得念八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来了几个右派老师——当时正好是恢复右派的工作，很多都选择到大学里当老师，这几个人却愿意留在这里当高中老师。
这几个右派老师对我非常好，认识他们之前，我根本没有写作文的概念，但那段时间经过语文老师的指导，我的文章越写越好，经常作为范文被挂在教室的墙上。
后来，父母和老师都支持我去考中专，因为考上了中专就可以转户口——那时候转户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！就这样，我考上了中专。
懵 懂
哪有什么人生观的概念啊？那时是糊里糊涂的，一心就想着落实政策找个工作，拿到国家户口。没太多其他想法。
——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对你的人生观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呢？
严：“吃苦是福”嘛，吃点苦对人生应该是有一点好处的。
不过当时虽然条件很苦，但我不以为苦，反而觉得很快乐。可能这就是我的性格吧。我一直觉得快乐与物质条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——人家看你很苦，但只要你自己感觉快乐，那就是快乐了。我的人生一直在不断地追求快乐。
——你的价值与人生观是何时确立的？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没有发生过改变？
严：少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生观的概念啊，那时糊里糊涂的，一心就想着落实政策，找个工作，拿到国家户口。没太多其他的想法。
——那么，你在报考中专的时候选择无线电工业也不是出于自身的兴趣与爱好？
严：那时候还是很单纯的，脑海里几乎就没有这些概念。读书就是读书，毕业把我分配到南京土壤研究所，我就去了。再后来，领导叫我下海，我就下海了。
——科学院的领导为什么会动员你去办企业？是你自身有这方面的理想，还是他们看到你有相关的才能？
严：可能因为我1992年在企业里面呆过吧，当时我是代表科学院，帮助企业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。领导觉得我对企业比较熟悉，我自己也有点兴趣。
——你虽然在企业里面呆过，但是只是以技术人员的身份接触企业，并没有实际的经营管理经验哦。“下海”之初，会不会有一些迷惘和困惑呢？
严：那时候的经济环境跟现在不一样。当时刚好掀起了一股下海潮，全国都在办公司。当时，《扬子晚报》还对当地办企业的热潮作了多次的宣传。《人民日报》也有相关的报道。我看到很多比我们条件差的企业都能够成功，我们条件这么好，又有科学院作后盾，肯定也能搞起来。
——当初有没有想过，企业日后会做得那么大呢？
严：当时没有想过要做大还是做小。不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中国实在缺少真正的大企业，而且我们国内一定要有这样的企业。要实现做大、做强、做好这三个基本点。
价 值
我从红军长征的故事中看到一种精神，看到了人格的魅力，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。在这么艰苦，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还能拥有这么坚定的信念，不容易。
——60年代是一个特别具有时代特点的年代，在你成长的这段时间，前后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，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
严：小时候看讲述长征的电视剧，特别有感慨，觉得不容易啊。都是血肉之躯，在那么绝望的境地里，居然还能那么有自信心，还能坚持原则，还能团结和充满凝聚力，并在那种环境下形成一种新的精神——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？不得了！
我觉得自己从红军长征当中看到了一种精神，看到了人格的魅力，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。
——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？
严：影响特别大的人说不上来，但我比较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。现在我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：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。把这句话放在企业的管理决策上——我认为企业一旦确定了战略之后，执行力就成为了决定因素。怎么干、干得好不好，这些都取决于决策的正确与否。其次，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有基本的原则。看看红军那时候这么苦，这么困难，还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，真是不容易啊。
——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坚定的原则？
严：我最大的力量是自信心。
——你怎么看待道德和商业道德？
严：我认为道德就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准则。体现在商业上，就是大家所认同的一些行业规则和原则。毫无疑问，商业道德是每个企业都应该具备的。就我自己来说，我是这样把握的——有事不要怕事，没事不要找事——这就是我的基本原则。
情 感
从一个人对父母兄弟的态度，可以看出人的本性。
——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活，你的朋友，还有你的家庭？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？
严：我觉得一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父母好，然后是对兄弟姐妹要好，只有善待父母兄弟的人才有可能对朋友好。由一个人对待父母兄弟的态度，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性。
凭心而论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亲生的父母都不好，凭什么要对你好？除非与你有利益关系。
——看来你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。传统的人通常都会背负比较多的责任——除了在外打拼之外，还要照顾家庭、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——你觉得背负得起这些责任吗？累吗？
严：人肯定要有社会责任，至于背负这些责任到底是累还是轻松，我觉得这要看自己的心态。很多人认为累与轻松跟快乐与痛苦是挂钩的，轻松就是快乐吗？累就是痛苦吗？我觉得并不尽然。如果说累是很苦的，但为什么我跟自己的子女一起，照顾他们的时候，虽然很累，却会觉得很幸福、很快乐呢？
我曾经看过一幅漫画，画中一个小孩子在雨里骑着自行车，他的爷爷奶奶在后面跑步为他撑伞，用意是讽刺现代的那种“小皇帝”。看上去，爷爷奶奶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伺候孙子，很痛苦。但爷爷奶奶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我认为他们心中是快乐的，他们能够从中得到幸福的感觉。累跟痛苦其实没有必然联系，轻松与快乐也没有必然联系。
——也就是说你现在做企业也是累并快乐着？
严：快乐与痛苦，不应该由别人来评价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要追求快乐。把一件事情做成了，做好了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。衡量一个企业的老总，不能用“轻松”或“累”来衡量。
——除了家庭责任之外，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总，你觉得你们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呢？
严：我们的理念是尊重创业者，善待员工。
在并购企业的时候，我提出了“三变”、“三不变”原则：即品牌不变、注册地点不变、保持管理层稳定；企业文化变，管理体制变，激励机制变。
我们企业现在有两万多名员工，只有能令每一个员工可以在工作当中得到快乐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——即使累一点，也是愉快的。
——商界的人都说你是“资本大鳄”，你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称谓。其实，你是怎么看待个人财富和企业资产的？你对企业“追逐利益最大化”的本质有什么看法？
严：似乎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观念，认为既然企业的财富是来自于社会的，那么企业财富实际上就是社会财富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呢？企业要有社会责任，但并不代表企业的资产都是社会的。
私有制企业本身就要求对私有财产有所保护，把私有财产说成是社会共同财产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。
个人财产是生活资料，而资产是生产资料。对于钱来说，我觉得我永远赚不够。生活上需要的钱是有限的；但在生产上需要投入的钱永远都不嫌多——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一个老总心里不可能只有生活资料。
办企业就是要追求利益，对金钱的追求有什么错呢？
——根据边际效益递减的理论，有人说“钱赚得越多，赚钱的乐趣就越少”，你认同这个说法吗？
严：这句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因为恐惧经常是来自于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事物；而快乐是什么呢？快乐很多时候是得到了以前所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或者得到你非常需要非常想得到的东西。
但不能因此就绝对地说钱赚得越多，赚钱的快乐就越少。赚钱是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必须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办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赚钱。办企业如果不赚钱，办来干嘛啊？快乐跟赚钱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。
——现在看来你的价值观和财富观都是非常理性的，但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曾经偏离过自己的价值轨道呢？
严：当然有啊，人都是在成长中不断成熟的嘛。
1996～1997年的时候我就非常狂妄。当时我想：我赚了那么多钱我怕谁？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那时天天开着辆林肯车满街跑，那么大一辆车，也不嫌找地方停车累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狂妄其实来自于无知。当时南京跟我们一起发展起来的同类企业，就是因为太过膨胀，没有适时冷静下来，所以现在已经所剩无几。如果我当时不是很快就冷静下来审视自我的话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斯威特了。
——后来你是怎么冷静下来的？是否有一个契机？
严：不，我自己很快冷却了，因为看出自己走得太快，太过膨胀了。不过当时如果膨胀下去，说不定会像那些干不下去的企业一样，拿着赚到手的钱去享清福了。不像现在，企业做大了，压力非常大。当然，压力大的同时，事业的成就感更大——真正做企业的快乐就是从中体现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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